江西省彭泽县一些权力部门官员冒认受灾移民，侵占国家移民建镇专项资金近1600万元，县城近郊近千套“移民建镇房”竟成为官员私邸；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真正应该享受国家“移民建镇专项资金”的移民，所购领的移民建镇房不少却因质量问题而无法入住。（《南方都市报》01-13 ）

       8年前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由于毗邻长江和鄱阳湖，彭泽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不少地方都是一片泽国。也正因此，这里也是国家移民建镇的重点区域之一，中央财政拨付共计1.4亿元移民建镇专项资金。所谓移民建镇专项资金，顾名思义，是国家为解决受灾地区的灾民迁移出洼地，特别下拨的迁移建设款项，这一款项的享受者是洼地受灾群众，其余人无权享用。

        彭泽县一些权力部门官员却利用权力享用无权享用的利益。有官员揭秘，在第三期工程的豪华移民房中，80%是县乡村各级政府干部背景的住户。从这一细节来看，用利益均沾来形容政府干部的利益分享并不为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渊明湖小区，还有12套白色住房有别于一般住宅，直面新建的渊明湖公园，并且紧邻渊明湖中央景区，更显大气，一楼都是诊所、超市和饭店”。谁来享用这12套卓而不群、尊贵气派的住房？揭秘人称：“（这12套）住房都是给特定官员的，一般人有钱也买不到。”特定官员是谁？显然不是一般官员。

       为什么在彭泽县会出现近千套“移民建镇房”竟成为官员私邸的情况发生？笔者不敢说是因为当地当权者的直接因素，但最起码是当地当权者对“移民建镇房”监管的不力。地方当权者不会不知道，中央财政拨付共计1.4亿元移民建镇专项资金，是用于给灾民建造房屋的。何为灾民、如何报批、如何认定，当地的当权者也不会不知道，试想，如果说当地权力单位不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只眼，而是严格管理、严格报批、严格认定，近千套“移民建镇房”怎么会成为官员私邸。

       近千套“移民建镇房”竟成为官员私邸，不能不说是某些权力单位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的思想在作祟。这种与民争利的思想，表面上看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敢于雁过拔毛，其实质上暴露的是一种对抗法律、无视纪律的“邪气”，漠视民生疾苦、以自我为中心的“官气”，以及到处伸手、视公共资金为个人囊中物的“霸气”，说到底是某些权力单位腐败权力观的反映。　 
  

       笔者没有从事过教育不知道教育的“妙处”，但是，谁又不知道一个基本的客观真理，那就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肯定是有好有差的，不可能一般齐一个相同的分数，就象人的体貌一样有高有矮有丑有俊。学校把学生的胸按卡按成绩单来排定的这种做法是有欠妥的，即使用心是好的，也可能导致偏差，让学生感到自己被贴上了“差生”的标签，对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应该注意合理化、人性化，不管学习成绩是优是差，对于学生来讲，“名次”胸卡都是不合适的。对学习压力较大的高中生来说，这种做法很容易在学生中形成一种心理定位或暗示，不利于他们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尤其对刚上高一的新生，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只要自己肯努力，学习成绩就会提高。而以升学考试的名次作为学生的学号并让学生佩戴一年，很容易使那些名次靠后的学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慢慢地真的落在别人后面。

       学生的学号只要学校和学生本人知道就可以了，完全没必要这样昭示众人。更没有必要把学生的胸按卡按成绩单来排定。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不得公布学生考试成绩，不得按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排名”。这种把学生的胸按卡按成绩单来排定的这种做法，也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规定。

      阳新县浮屠镇中学初一（５）班学生石风（化名）被擂肥的小青年砍伤，头部缝了２０多针，截至２５日下午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石风的母亲含泪说，那伙人在大街上追砍其儿子追了２里多路，如果当时有人出面制止，儿子很可能逃过此难（9-27《 东楚晚报》）。
     

      类似的新闻在媒体经常可见。近几个月来，《东楚晚报》已报道过几例了：５月２１日《 东楚晚报》报道，黄石理工学院４０名学生自发组织到浠水散花江边郊游时，在两名大学生坠江约５分钟时间，有３名同学见２００米远的轮渡码头停着一艘船，赶到船上跪着向船上的人哀求救人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水救人！哀求了半天，他们才给了几只救生圈。眼睁睁地看到两名大学生溺水身亡。9月28日《东楚晚报》报道：昨日上午，夏女士在繁华闹市区遭抢，她光着脚追赶，很多市民目睹这一幕却无人相助，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夏女士被抢走６０００余元现金。
      

      屡屡的出现有人遭抢、有人被追砍、有人溺水等无人施救，可以说是人们的道德良知出了问题，那么，当今为什么人的道德良知出了问题呢？这恐怕是值得我们来反思了。
      

      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孔子两千多年前就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新中国成立以后，“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曾一度为人们所推崇，成为了人们的为人准则，也成为了社会的良好风气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把能为他人带来幸福、快乐，解决困难，作为自己追求的一种目标，为了帮助他人，宁肯舍弃自己的时间、钱财、力量，甚至生命。
      

      近年来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呈现出离我们渐行渐远之势并非偶然，首先，是法律的不健全使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并出现了一些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民群众见义勇义的积极性。其次，是有的在施救了别人的生命后，却没有获得对方最起码的尊重，甚至是直到现在获救者还自称并不需要营救。刚刚逃离了死神的威胁就急欲摆脱与施救者之间的联系，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在获救者面前跌得粉碎。
       

      除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外，由于社会存的客观因素和一些不和谐音符不断出现，敲打着邻里道德观念的那层保护膜，使人们在道德观念上出现了某些断裂带，甚或很多根本的道德原则受到了质疑，“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不再被人从们所推崇，一部分人的为人处世观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有了一种道德观念的迷失，这才是最根本原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每个党员干部，不论资历多深、职位多高，都要做到在是非面前有辨别能力、在诱惑面前有自控能力、在警示面前有自省能力，保证权力干净运行。”《人民日报》 (2006-09-06 第10版)
 新闻链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783766.html
      

       有国家就有权力，“权力”这两个字，几乎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不同历史时期，对权力的本质属性、目的作用的认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认为：一切公共权力的主体都是人民，一切权力都归属于人民；权力是“谋公”的工具或武器，只能用于为社会的公共事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而决不能用于谋取任何掌权者自我的特殊利益；权力是一种职责，也是一种义务。在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任何人掌权，都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权力不属于个人，属于国家和人民。
      

       如今，任何公有的东西都有可能私营化、私有化，公有权力也不例外。——公权力病变为资本，形成权力经济。
     

       权利和资本是社会的两种强势资源，当权力爱上资本的时候，资本也会很自然地爱上权力。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可说是门当户对，情投意合。谁要想以为这是门不当户不对，情不投意不合，应该拆散这门亲事，那可要当心了，说你是异类事小，说你图谋不轨可就翻不了身了。不能拆散，那就撮合。这样想也很危险。权力和资本向来不愿明媒正娶，行事也很低调，更拒绝世俗之人来闹洞房，他们是最懂得什么叫私人空间，弄不好人家告你个私闯禁地，不死也得让你掉层皮。他们更像是自由同居者，同在房檐下，同顶一片天，你为我遮风挡雨，我为你煲汤熬粥。即使这样，一夜情也再所难免，爱与不爱，难得去理会，只要能各取所需就行。拆散不行，撮合也不对，最好是装聋作哑，也许还能给你个红包，皆大欢喜。
      

       自由同居者最忌讳生儿育女，但权利和资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要生，还要生双胞胎。可生来生去都只能生出一对怪胎：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民间有个说法，生怪胎是因为父母做的缺德事太多了，这固然是迷信的说法，但又何尝不是最有说服力的呢？当然，用科学的解释来说，跟近亲结婚有关，这里应该用近亲同居才对。细查两家祖谱，果然是世代通婚，只是从来没有明媒正娶过，看来他们都知道近亲结婚是违法的，在道德上也是难于启齿的。偏偏这种畸形的“爱”又割舍不下，只好苟合于阴暗的庙堂之上。也有一些暴露于阳光之下，终究成了过街老鼠。既然是世代如此，这种过街老鼠必不是多数。
      

       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这对双胞胎看似分离，实则连体，总是形影不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亡我灰飞，我亡你烟灭，真是好一对怪胎！权力资本化让权力可以权上加权，资本权力化让资本可以资上加资。权力资本化有个别名——官商，资本权力化也有个别名——商官。官商不务正业，一门心思捞钱；商官还算务正业，但又一门心思捞官。官商捞钱也为升官，商官捞官更为赚钱。官商爱官财，商官爱官财，兄弟齐心，共驭愚民，怪胎出世，横行无忌；民怨升天，颠倒乾坤。
      

       值得警惕的是，无数教训告诉我们，权力运行中的“不干净”，都起于一些干部对自己世界观改造的放松，正所谓“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
      

       保证权力干净运行，党员干部自身练好过硬“内功”是必要条件。一个干部培养、成长起来很不容易，滑下去却很快。鉴于此，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对世界观的改造，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停顿，要有“不进则退”的意识，要能对自己时刻严格要求，把好自家大门。
      

       保证权力干净运行，领导是关键。领导干部要有同一切腐败现象斗争到底的决心和韧劲。实践证明，哪个地方的领导反腐倡廉态度坚决、措施得力，那里的权力运行就能做到“干净”二字；哪个地方的领导态度暧昧软弱、只顾自己当“老好人”，或者本身就存在问题，那里的权力运行就肯定做不到“干净”。因此，各级领导要切实管好自己的下级、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能做到。同时，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严是爱，宽是害。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事情，是保证权力干净运行的基础。我们决不能做群众看不惯、不满意的事，群众的利益和感情不能伤害。对于侵入肌体的病毒，必要先除而后快。这样做，顺民心、合民意，“诛一乡之奸，则一乡之人悦；诛一国之奸，则一国之人悦”。同时这也是教育、挽救干部的有力举措。
      

       保证权力干净运行，需要形成广泛合力。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能做到“规规矩矩干事、老老实实做人”。只有始终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始终做到勤政、廉政、善政，立党才能更加牢固，执政才能更加有力。

          河北周家庄乡是目前唯一仍存活着的“人民公社”，它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支撑着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体系。其他地区早在24年前就已完成了分田到户的制度转换。惟独周家庄的土地、劳力依旧坚持着集体所有制。工分、口粮，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用语，在周家庄仍是社员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新京报》9月19日 ）
       

       不是媒体的报道，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24年后，还有一个“人民公社”的存在，并已经存活了44年，而且存活的还不错。这个“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虽然在劳动上的要听从统一安排，但从1981年开始，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如今周家庄的社员可享受免费用水等10项农民福利 。去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余元，而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还有就是，从1982年到2002年，全公社社员房屋全部改造完毕，建筑整齐划一。
       

       周家庄人民公社作为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他能存活下来，当然是因为有对这个人民公社起到了灵魂作用的雷金河，是因为有了他在1982年的坚持，这个唯一的人民公社才得以延续至今，才没有使这个人民公社在1982年消失于全国的家庭承包制中。 也当然是有一位开明的中央一领导，是这位领导在“民意还是受到了各方的压力，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的情况下，点头“让再观察一下”，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让再观察一下”的点头，周家庄人民公社才得以保存。然而这些是一种让唯一的人民公社存活下来的基本条件，能幸存至今也靠的是人民公社本身的特性。
       

       从网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人民公社是枝花，男女老少都爱他，衣食住行有保障，花开十里香满家，制度优越方向好，人人都把公社夸。公社的青藤连万家，社员都是藤上的花，花儿连着藤，藤儿牵着花，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花越大。”这段话大概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们对那种生产生活模式的赞颂吧。笔者不知道人民公社到底是个什么样，但从这段话中可以领略到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对人民公社的热爱和肯定了。现在唯一幸存的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对这段话恐怕有着更深切的体会。也正因为如此，周家庄人民公社才能幸存至今，并具有着一定的活力。
       

       如此同时，人民公社化生产生活模式也是农民的愿望家业发展的必要。不说周家庄在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的情况，听现在的农村老人说，在一些别的农村，当时的人民公社社员对分田到户也是赞同的少不赞同的多，并有很多社员有思想抵触和牢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是当时人民公社社员的一种思想写照。前些天笔者听到几个农村老人说：分田到户只是让农民自由了一点，除此没有别的，要还是人民公社化的话，农村现在的生产生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机械化早实现了，怎么可能还是现在的这么一种原始的劳动方式，农村人肯定比现在过得更幸福。 
       

       其实在农村施行那种生产生活模式不并重要，也应当允许多种生产经营形式存在，更没有必要强行实施某种生产生活模式，只要它有利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民公社无非就是一种集体性质的生产生活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农村发展，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现在幸存的周家庄人民公社和准人民公社性质的村，如：江苏华西，河南南街等村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笔者以为现在幸存着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值得骄傲。
 
  

        记者在西塞山区西塞街办风波港村采访时了解到，由于天热少雨和长江水位异常偏低的原因，该村１５００多亩耕地遭受严重旱情导致减收或绝收。其中，８００余亩蔬菜基地也受灾严重。（8-31 《东楚晚报》）

       从配发的图片中看到：那龟裂的土地，干枯的植物，农民那愁苦的脸， 大概是由于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家农村的缘故吧，真的感到心里沉沉的，总有着一种要为农民呐喊几声的冲动。

       说实在话，农民在田地里辛辛苦苦的劳作，所种下的作物能有好的收成是他们的希望。然而现在，农民把作物播到田地去后，能不能有个好的收成，在有的地方，只能寄希望于老天爷了。

       农村的水利工程大都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生产责任制二十多年来，由于再没有搞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没有对农田水利设施投入相当的资金，部分地方的水库、引水渠堰、提灌站、山坪塘、石河堰等各类水利工程设施或是年久失修、或是渠系配套不完善、或是人为破坏，不能有效进行抢险灌溉。在用武之时“缺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个体的农民都是弱小的，以农民单一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解决抗旱问题。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并组织农民做好抗旱工作。然而，在基层组织的工作实际中却恰恰相反。前不久，我在一个村子里听到几个农民在一起发牢骚：“田里的禾苗干得要死，水库放不来水，抽水泵站不能启动没有干部来管，在不是时候的时候，要我们搞油菜基地却有干部了”。农民的牢骚有其牢骚的理由，最起码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说明了现在有的基层干部热衷于搞形式，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并不热心，二是说明了农民对天旱的一种无奈。

       对于切实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做好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中央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一些地方领导也是大会小会都讲的，而在有些基层组织中对“三农”问题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图形式多，不愿做实际工作，或者说是实际工作做得少，也不注重农村实际，不了解农民所盼，不知道该为“三农”做什么。前面所列的农民们的那种牢骚，不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这几年，有的地方政府把主要力量用在了形象工程上，一些基层政府办公楼修建得一座比一座宏伟壮观；一些地方中心地区的广场、花园修建得一座比一座美丽漂亮，那些地方政府却很少去关注农村的水利建设，很少去投资水利设施的配套完善和维修，非得等到灾害来了，才去发动老百姓抗灾。这种说法可能不中听，却是存在的实际情况。

      “统一彩铃”不是黄平县的首创，如：陕西户县利用电话彩铃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四川泸县国税系统42部办公电话同时开通税收宣传彩铃。“统一彩铃”也没什么不可，他既能起到宣传作用，同时又体现能一个地方形象。但以发红头文件来强行统一就不妥了。

       其一，红头文件是公权的化身，而公务员的彩铃和5块钱，代表的则是私权。既然存在公权和私权的关系，就有政府的提倡权和个人的选择权。县府发文强行要求全县3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花费5块钱全部换成统一彩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日常行政行为，而是公权对私权的恣意侵犯。

       其二，红头文件是除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性法规以外的具有行政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事关国计民生、人民福祉。在普通百姓的眼中，红头文件是神圣而又庄严的，是正义和公正的象征。正因为如此，下发红头文件来“统一彩铃”的作法，降低了红头文件的威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助长了行业不正之风。

       发红头文件强行统一彩铃的做法，其实是政企潜规则“显化”，是把企业、行业垄断政府化的一种行为。反映出的是当地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对于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出了问题，为了当地的N出此下策，而从深层次分析，是当地政府犯了执政理念和执政策略的错误。

       漳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财政收入１３８０万元，是“要饭财政”。饿着肚子办晚会，打肿脸蛋充胖子，以此提高知名度，是漳县“追星”的一个理由。然而，这些向职工、老师、学生摊派来的资金，无疑是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更大的困难，48元钱可是当地农村学生两三个星期的生活费呀。

       笔者并不怀疑当地官员的发展欲望，也相信这些父母官的良好初衷，但这种“政府请客，百姓买单，实在令人不齿。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众庶，尔其听之，事无大小，先当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乱常，是曰败政。”漳县的官员们应当知道，在一个贫困县里钱对职工、老师、学生意味着什么，掏出他们的“养命钱”，“是曰乱常，是曰败政”，“先当熟思”了吗？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去年9月下发《关于贫困地区反对铺张浪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白纸黑字写着“贫困地区不得使用财政资金或通过摊派方式举办各类节庆活动和演唱会等文娱活动”，漳县的身份标签很明显，违规自是一目了然。其次，去年7月颁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也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不得资助、赞助或者变相资助、赞助营业性演出”。

       想通过搞明星演唱会提高地方的名气，这种冲动其实来源于政绩焦渴和发展乏术。因为在贫困县难出醒目的政绩，于是就搞追星方面做文章，以弄出点轰动效应聊做政绩。其实，一个地方的名气并不在于请几个明星搞一场演唱会之类，也不是因为一个地方搞过一场或几场明星演唱会，地方名气就会大增，还得靠自已的努力做出一些扎实的事情来，真正把地方发展好了，当地的百姓会记得你的名，真正把地方发展好了，好酒也不怕巷子深。

       以政府命令的方式强迫百姓购票，拿弱势群体的钱，给官员脸上贴金，请明星大腕前来捧场助阵，实则是对公众赤裸裸的抢劫，更是对“权为民所用”的公然嘲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说得好，“摊派最大的恶果是降低了政府的威信”。

       孩子升入高三，有些家长为给孩子当好“后盾”，准备花钱学习怎样当个“好家长”。近日，某进修学院推出了一个主要针对高三学生家长的培训项目，收费要几千元，培训班的内容是介绍和学习家庭教育方面的基本理论，包括教育学、教育史、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方法等。（8月23日《新民晚报 》）

       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子女的教育日益关注，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玲俐，读书用功，长大成为有用之材。“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就成了每个家庭的愿望，但对怎样教育、培养孩子又感到无所适从，缺少方法，家长培训班的出现正是说明了一种市场需求，就意味着有多少家庭正需要过来人“指点迷津”。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的心愿，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早成材。但是一个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将来能否成为有用之材，与社会环境、学校教育、自身状况（严重疾病、残疾、智商高低），当然，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材也是非常重要的。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有句至理名言：即使是普通的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但常常因家长教育方法不当，孩子成不了"龙"，更有甚者，走向反面。一个好的家长应该具有多方面的良好素质，包括良好的心理品质。“好家长”培训班对做个“好家长”当然是有益处的，但“好家长”是不可以速成的。

       育在平时、教在平时，做一个好家长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自我养成。“好家长”取决于家长本身的健康心理和文化科学素质，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和民主平等的家庭气氛，有句俗语叫“言传身教”。光靠听几堂讲座、参加几次专题讨论并不一定能做个好家长，也不可能掌握教育之秘诀的，就算某些家长学到了皮毛，然后硬邦邦的套在孩子身上，恐怕也难以收到什么好的效果。

       李毅中局长所说的是在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政策（法律）的执行力逐级递减又何止是在安全监管方面？笔者无意于把问题扩大化，也无意于危言耸听，但是，一些现实情况表明，政策的执行力逐级递减涉及到了大多部门、领域也涉及到一些地方政府。2004年发生在四川沱江的特大污染事故，曾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地百姓希望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民事赔偿权利，这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正当民事权利。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应该充分保护好百姓的这种权利。但是，资阳市司法局作为政府的行政机关却利用自己的权力，强迫当地律师不得受理民事索赔官司，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限制和压制百姓的民事权利，这从性质上说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抗法行为。以政府的行政命令公开与国家法律相对抗，并不是资阳市司法局的“独家发明”。

       按理说，国家政策（法律）是至高无尚的，也是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虽说现在已没有了皇帝昭日，但实质上国家政策（法律）就是国家的最高指令。作为国家政体的地方和部门、领域，理所当然的，必须是不折不扣执行国家政策（法律），以维护国家政策（法律）是至高无尚才是根本所在。政策（法律）的执行力逐级递减，反映的是国家威严的减弱。国家威严的减弱，是国家原动力的减弱，这与国与民都是百害无一利的。

       为什么会出现国家政策（法律）的执行力逐级递减，国家政策（法律）“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过分的地方、部门和领域利益追求是导致政策（法律）的执行力逐级递减的内在根源。西方行政理论学家亚当·斯密就说过，每个人都是盘算着自己利益的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驱动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丹尼斯Ｃ·穆勒就说过，“毫无疑问，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正如学者张金马说：“由于利益的至上性，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出现一个利益‘过滤’机制。下级对上级政策往往以自己的利益损益值作为对策参考，得益越多，越乐于执行，受损越多，越不乐于执行，乃至抵制、变换。”一些政府执行主体，如果觉得上级的政策内容触犯了其本身利益，就会以各种借口变通、拖延或改变执行这些政策，出现诸如执行滞后、敷衍执行、选择性执行等现象，严重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更有甚者，则会对这些政策进行抵制，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或对有违自己利益的政策进行截留、贪污和抵制，拒不执行有些政府执行主体则是出于局部利益的需要，滥用政策决策，任意扩大或缩小政策的使用范围对象，或者对政策决策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使执行偏离了政策决策本来的精神内容出现严重的偏差。

       其二，对国家政策（法律）执行责任感淡薄，是导致政策（法律）的执行力逐级递减直接原因。对国家政策（法律）的执行责任感，往往决定政府执行主体的行为抉择。在政府的政策执行人员中，由于对国家政策（法律）执行责任感的不同，其所表现出来对国家政策（法律）执行水平的差异。有的政府官员，如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等，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正气、廉洁、博爱、勤奋、无私等。然而，另一方面，有的政府官员，如成克杰、李嘉延、胡长清、李真等，道德水平低下，私欲膨胀、贪婪无度、腐化堕落直到以权谋私，严重违反道德操守和法律法规。道德水平低下的政府执行主体，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个人偏好和是否利己的准则来采取行动，或者执行意识淡薄，执行责任感缺失，敷衍塞责；或者恶意对上级政策进行歪曲、篡改、肢解、抵触和破坏执行；甚至为满足自己贪欲而贪桩枉法，不惜以身试法。

       其三、一些国家政策（法律）执行主体，对国家政策（法律）的执行态度消极，对政策执行的不作为，是导致政策执行力逐级递减主要原因。政府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对他们执行的工作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就会积极进取，永不退缩；而用消极态度就会畏缩不前，遇到一点困难更会轻易言退，其执行力十分低下。当一个人对某项决定持抗拒态度时就往往会采取明里暗里的抵制行动；而当其对某位上级领导抱有反抗态度时，就会对他的工作安排或建议产生抵触情绪。政府执行主体的态度影响着政府政策的有效执行。实践证明，如果执行者采取马虎、不合作等消极态度来对待政策的执行，他们就不会认真执行政策，就会出现政策执行的拖延和效率低下的情况。当前，我国一些政府的执行主体对政策的执行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消极等待的态度，执行决心不坚决，执行意识淡薄，甚至对上级布置的政策执行任务视而不见、不作为，逃避责任或拖泥带水、久拖不执行。这是影响政策执行力的最大元凶。
   

       据前不久新华网湖北频道报道： 荆门市委办公室4月中旬发文称，建设节约型社会领导干部要带头，领导干部赴汉参加学习、开会等非重要公务活动，原则上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份文件发出后仅一个星期，该市就有上百名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因公务活动乘公共交通工具赴汉。
   

       领导坐公交车成了新奇是近些年的事，据有资料记载，六十年代，县一级官员，多数是步行下乡村指导工作，偶尔也有骑自行车，远的坐公交班车。七十年代，经济稍好转了，县一级可能多配几部工作用小车，除一把手外，其它领导只是根据工作缓急，由办公室派车，没有专车之说。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后，官场上才滋生了以车显赫身价的观念，不断的攀比坐好车，坐高档车。凡是领导者，都以谋求有高档座车为荣，以示其有能耐。有的人有了公务车，别说上下班，就是买个菜，送孩子上学，离开车就是寸步难行了。
   

       在当前的环境中，荆门市的上百名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能乘公共交通工具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不说别的，单就路程上说，荆门到武汉的距离约为270公里，领导干部放弃“专车待遇”，花34元买一张火车票赴汉，还是要有点决心和精神才能做到的。说实在话，领导干部有自己的 “专车待遇”，又是因公务，谁愿意放弃“专车待遇”不受，而乘公共交通工具呢？
   荆门市在公务活动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举动，笔者以为应当在各地提倡。
   

       领导干部办公务坐公交车是节约行政成本的具体体现。现在不是各级各地对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感到纳闷和无奈吗，那么，各级各地应当把领导干部办公务坐公交车，作为节约行政成本的突破口。领导干部一部专车，买入价少则十几万、几十万，可谓是一部车就是一所希望小学，一幢职工宿舍，几十户贫困家庭的生命维继费用。有了专车还要有车子的运转支出，一年少说也要十来万。领导干部使用专车，其实是一笔大的行政成本。
   

       领导干部办公务坐公交车，本身就是放下架子，转变领导干部作风的实际行动。现在各级领导干部不是在经常讲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么，作风从那里转变起、应如何转变？领导干部坐着豪华车，离开豪华车就寸步难行了，如何能让那些非领导干部，把作风转变好一些？作为领导干部也不应当是只寄希望于那些非领导干部的作风转变。领导干部应当成为好作风的引领者和示范者。领导干部办公务坐公交车，应当是转变作风的引领和示范之一。
   

       领导干部办公务坐公交车，能密切联系群众，真实了解社情民意的最好方式。领导干部们常说“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但群众“急”什么“想”什么？干部如果不深入基层，不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去亲身体会，不作明察暗访，是很难准确了解的。领导干部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坐坐公交车参与百姓生活，就是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最好方式，也是真实了解社情民意的最好方式。